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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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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7-01-13 11:48    作者:    瀏覽次數: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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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窯文化

1973年10月,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東郊大窯村南山坡上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場。當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石核、石片、石斧等387件石器,轟動了國內外考古學界。許多外國考古工作者聞訊相繼前來考察。經1976年到1984年進一步發掘,又先后出土大量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石錘、石球等,其中尤以刮削器、鉆具、尖狀器等為多。經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裴文中和呂遵諤等先生鑒定,認為大窯石器制造場遺址年代為距今70萬年至1萬年前,是一處石器制造場,是國內外罕見的舊石器時代的重要文化遺址,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依據石器類型,學者們將晚期定名為“大窯文化”。這個時期的石制品種類多樣,其中龜背形刮削器獨具特色,是該文化的典型石器。于1979年,被國家文化部正式命名為“大窯文化”。

“大窯文化”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場。這處遺址分布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而文化遺跡的實際面積達到170萬平方米。考古學家經過研究認為,這處大窯文化遺址與舉世聞名的中國周口店“北京人”同時共存,晚于云南元謀人和陜西藍田人。

大窯石器制造場的發現,說明史前的大青山南麓生活著一群靠打制石器、狩獵、采集為生的古人類。而大量的出土文物證明,這里是一處遺存極其豐富的原始社會文化遺址,它包括五個原始社會時期,即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晚期。在同一處地層保存有五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在國內外十分罕見。

“大窯文化”的確立,把內蒙古的歷史提前到50萬年之前,為研究中國原始人類以狩獵為主、采集為輔的生活方式,以及逐步出現游牧生活等原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珍貴的科學資料。中國著名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專家裴文中、賈蘭坡先生及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呂遵諤先生,都曾前往大窯考察,指導發掘研究工作。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北京周口店遺址是中華大地上人類活動的最早遺跡,而“大窯文化”的發現,說明在北方陰山之南,早在“北京人”之前就已經有原始人類活動,他們曾與“北京人”長期共存,共同呼喚著中華大地上文明的曙光。

烏蘭察布市與呼和浩特的“大窯文化”遺址所在的保合少鄉接壤,從地緣因素看至少是“大窯文化”的輻射區域。如果拋開現在的行政區劃,這里的先民很有可能是“大窯文化”的創造者。后來的考古發現對此有了佐證。

在大窯石器制造場東的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境內的灰騰梁上,發現了兩處石器制造廠:一處是火石溝石器制造場,位于十八臺鎮東北2.5公里處,北為東西向溝谷,隔溝與火石溝里村相望,東西為溝谷的延伸部分。在遺址地表采集遺物有石鏃7件,每件都有明顯的打擊面點;另一處為福生莊坤兌溝石器制造場,位于福生莊村西南約2公里處一較短的山溝谷西側的山丘上,頂部坡度較大,底部呈臺地,北有大黑河,東、南均為山丘。文化層厚90厘米,土色灰黃,出土了大量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石斧、石夯錘等,遺址地表也暴露了大量石片、石鏃和石核等,石質堅硬,有乳白色、灰色、紫色等,石鏃有明顯的打擊點,石片均為石鏃打擊層分成的碎片。

在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內的紅格爾蘇木,也發現了一處石器打造場。這三處舊石器打造場打制的石器與加工石器的方法都與大窯舊石器制造場相似,主要以各種形狀的刮削器為主,其次為砍砸器、尖狀器和石核等。

以上三處舊石器制造場距今約一萬年。這說明一萬年前,在今天的烏蘭察布大地上就有人類生息繁衍。他們已懂得開采和制作經濟生活所必需的工具——粗糙的打制石器。當時在這里生息繁衍的人類,過著以狩獵、采集為主的原始生活,由此拉開了烏蘭察布地區人類文明的帷幕。

此外,還在烏蘭察布市灰騰梁北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境內,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細石器文化遺址。細石器是一種伴隨著狩獵和游牧而產生的獨特的生產、生活用具。

這都說明當時該地區生態環境較好,“草木茂盛,多禽獸”,氣候適宜,原始居民已經開始發展畜牧業,并兼營漁獵經濟。由此可知,生活在今烏蘭察布的先民們,在長期從事狩獵的基礎上,創造出了草原細石器文化,在七八千年前就奏響了原始游牧文明的序曲。

二、烏蘭察布巖畫

北魏時期,一位名叫酈道元的地理學家,在《水經注》中記載了他游歷今內蒙古陰山,發現巖石上“有馬鹿之跡”。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所記載的“馬鹿之跡”,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巖畫”。

巖畫既是古代先民在石頭上或繪或刻而留下來的藝術作品,也是古代先民活動的記錄,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國既是世界上巖畫豐富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發現巖畫的國家。中國巖畫是世界巖畫寶庫中的瑰麗篇章。

烏蘭察布草原上分布著眾多的巖畫,被稱為“烏蘭察布巖畫”,是中國北方草原巖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遺存,在我國巖畫寶庫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也是構成北亞草原巖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史學家考證,烏蘭察布境內的草原巖畫,最早創作于一萬年以前,最近的也有數百年的歷史。這些草原巖畫是先民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息繁衍的真實寫照,也是社會進步、自然環境變遷的歷史佐證。他們以古樸的手法,再現了烏蘭察布先民們的生產、生活的場景、原始思維、生命意識、風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巖畫被譽為形象的史詩、不朽的藝術,尤其在文字未出現以前,人們靠刻繪巖畫來記錄事件、傳播意識、傳遞信息或表達某些情感,所以說巖畫是一種以圖像代替文字的文獻寶庫,為我們探究蒙古族自然崇拜的習俗淵源提供了生動而形象的寶貴資料。

烏蘭察布巖畫分布于烏蘭察布草原各地。東起四子王旗、察右后旗,西至烏拉特中旗西部,以四子王旗境內和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查干敖包蘇木推喇嘛廟一帶分布最為集中。

烏蘭察布巖畫,是游牧民族為中國和世界文明寫下的輝煌篇章。從這些草原巖畫中,我們感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自然崇拜的淵源及其文化的濃烈,看到了中國燦爛的歷史文明中,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那光輝的一頁。烏蘭察布巖畫不僅豐富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更是游牧民族貢獻給中國和世界藝術寶庫的一份珍貴禮品。它充分顯示了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智慧和創造力。

三、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

烏蘭察布境內發現有石虎山后岡一期文化、仰韶文化王墓山類型、園子溝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古人類遺址。其中環岱海遺址群和察右前旗廟子溝文化遺址2001年被國務院確定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眾多的考古發現證明,距今5000年左右,在今天的烏蘭察布地區不僅有了人類活動,而且他們創造了較先進的新石器文化,參與和見證了五千年華夏文明。

廟子溝文化遺址 位于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風鄉廟子溝,是目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掘面積最大、遺跡保存最完整、出土遺物最為豐富的遺址。廟子溝遺址于1985年10月被發現,是相當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遺址,是距今約5500年的原始村落遺址。經過考古工作者歷時三年大規模考古發掘,一個歷經滄桑、淹沒于地下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重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經發掘的村南遺址第一地點,約3萬平方米,共揭露出房址51座,灰坑、窖穴132個,墓葬43座,出土及復原各類陶器700余件,其他比較完整的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裝飾品達千余件,反映了一種以原始鋤耕農業為基礎、漁獵經濟占一定比重的經濟形態。廟子溝遺址是相當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遺址,遺物經碳十四測定,約距今5500多年。這里水土流失嚴重,遺跡多已暴露在地表,未見打破和疊壓關系,遺跡建在生土上。遺物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內蒙古自治區中南部地區相當仰韶文化晚期的原始文化。

從遺址出土的房子、窖穴的規模與分布以及出土物的放置情況和房址內出土人骨的性別、年齡比較分析來看,當時的居民很可能是以一兩座房子和周圍的窖穴組成一個生活單元,各自擁有一整套生產和生活用具。種種跡象表明,當時遠離黃河流域的內蒙古高原地區的社會組織已跨入了以家庭為主體的對偶婚制下的氏族家庭階段。

穿過時間的隧道,我們仿佛看到,曾經居住在環岱海遺址群、廟子溝文化遺址勤勞的先民,在原始村落的土地上開荒耕種:婦女們從清澈的湖中取水制陶、燒飯;孩子們戲耍于聚落的房屋之間;男子們則在茂密的叢林中捕殺野獸,蕩舟于碧波蕩漾的岱海和黃旗海捕撈魚蝦,創造出燦爛的遠古文明。然而不知何時、知何種力量將這里的一切掩埋。也許是這里氣候驟然變冷,不適宜耕種漁獵;也許是一場災難,如瘟疫……他們的突然消失將成為一個永遠的謎,留待世人去細細解讀。然而,這種失落的文明卻給我們留下了破解史前文明的彌足珍貴的信息。

這些分布在今天烏蘭察布的史前時期的文化遺址,從時間年代來看,她們基本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赤峰的紅山文化同期;從地域來看,她們位于仰韶文化遺址以北,赤峰的紅山文化遺址以南,處于二者的過渡和接續地帶。考古研究表明,約五千年左右,居住在烏蘭察布地區的先民們在這里創造了較先進的史前文明。這里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打開封塵了的烏蘭察布史前文明,我們不難發現:她不僅深受中原黃河文化影響,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她屬于北方草原文化序列,向我們展示著草原文化厚重的底蘊,為中華遠古文明潑灑著丹青濃墨,印證著中華文明的多源。

老虎山文化遺址 老虎山遺址位于涼城縣永興鎮北5公里處的老虎山南坡上。整個遺址呈簸箕狀,外圍是石頭壘的城墻,北高南低,平均海拔1300米以上,總面積約13萬平方米。老虎山遺址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1982年,內蒙古著名考古學家田廣金開始組織發掘半地穴房址57座、灰坑17個、墓葬3座,并解剖了石圍墻3處。出土了200多件石、骨、陶質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遺址中石頭壘的城墻、祭祀臺、規范的火塘,已用燒制的白灰敷壁,種種跡象表明,說明當時的涼城已邁入“中國文明”階段,與同期其他文化地區相比,處于領先水平。

園子溝文化遺址 園子溝遺址位于涼城縣岱海北岸,北依陰山支脈蠻漢山,南臨岱海,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1987年,園子溝遺址被列為“全國考古新發現”,是內蒙古中南部現存的一處最大的新石器晚期遺址。1987、1988兩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素新開始組織發掘,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共挖掘窯洞式房屋28座,半地穴式房屋43座,出土了數百件珍貴的石制、陶制生產生活用具以及至仍清晰可見的石灰墻壁。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嚴文明教授考察后認為,如此數量之多、布局清晰的新石器時期人類居住窯洞遺址的發現,實屬罕見,為研究我國北方地區文明和國家的起源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史料。

四、古長城遺址

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連年不斷,趙國北方的東胡勢力逐漸強大,控制了趙、秦、燕三國邊境地帶。為了邊境安全,趙國開始修筑長城。據《史記·趙世家》記載,公元前306年,趙肅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筑長城”。這條趙北界長城由河北省進入興和縣境,經察右前旗、卓資縣,由旗下營鎮進入呼和浩特市、巴彥淖爾市(東西橫貫今烏蘭察布中部),并置云中郡(轄大青山以南平原地區)、雁門郡(轄今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岱海以南地區)、代郡(轄今烏蘭察布市豐鎮市、興和縣南部地區),開始對北部實行政治統治。

這段長城,大部地段遺址比較清晰,為夯土結構,基寬一般為3米,殘高1米~1.5米,在察右前旗、卓資縣少數地段有石筑墻垣。烏蘭察布境內的趙長城以卓資縣境內保存較好,長城殘高1~2米,基寬11米,夯筑痕跡明顯,夯層厚10~12厘米,最完整處夯層有25層。在趙長城的內側,每隔一定距離就建筑1座小型供駐兵用的障城,這類障城緊依長城墻體而筑,平面呈方形,規模最小的東西長23.5米,南北長13米,最大的東西長120米,南北長100米。

烏蘭察布境內的趙長城,是我國境內最古老的一段長城,以后有許多朝代在它的基礎上修筑、加固和延長。它不僅是萬里長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萬里長城的母體部分。

趙長城 趙長城位于烏蘭察布陰山以南地區。趙長城內,屬戰國時期趙國的勢力范圍,設置了云中、雁門、代三個郡,而陰山以北廣大草原則是匈奴的游牧之地。趙國為了對付匈奴和鄰國的侵擾,到趙武靈王時,“亦變俗胡服……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之塞”,修筑了一條東起代(今河北蔚縣)、西至高闕(今巴盟烏拉特前旗兩狼山口)的長城。這條趙北界長城由河北省進入興和縣境,經察右前旗、卓資縣,由旗下營鎮進入呼和浩特市,東西橫貫烏蘭察布中部。

燕長城 公元前300年(周赧王十五年,燕昭王十二年),燕將秦開率兵北進,擊敗東胡,東胡北退千里。燕于其北境修筑長城以防東胡。燕長城分為南、北兩段。北段長城西起今烏蘭察布市化德縣東,東抵今朝鮮半島北部龍崗;南段長城自今烏蘭察布市化德縣東,經喀喇沁旗、寧城縣、敖漢旗南部進入遼寧省北票縣。南、北兩段長城間距40~50公里。

秦長城 公元前221年后(始皇二十六年),開始修建連接秦、趙、燕的長城,號稱修筑萬里長城。秦長城從呼和浩特市境內的大青山進入今烏蘭察布境內的輝騰錫勒西南麓折向東南,經卓資縣南部山區、豐鎮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向東伸入河北省境內。此后,秦長城成為農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疆界。

漢長城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擴建修繕了長城。今烏蘭察布市境內的漢長城由河北省張家口地區進入興和縣高廟子、大同窯、張皋鎮二臺村,經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平地泉、呼和烏素口子村,向西進入卓資縣麻地卜子、三道營、旗下營,然后入呼和浩特市境內。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出漢南長城,耀武于北方,曾北登單于臺(今烏蘭察布市輝騰錫勒)。

北魏長城 公元423年(宋少帝景平一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二月,為防止柔然犯邊,北魏始筑長城,由赤城至五原,2000余里,置戍以備之。這條長城東起河北省赤城縣,橫貫今烏蘭察布市南部,經鄂爾多斯東部,入包頭市西。在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和察右中旗及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包頭市達茂旗和固陽縣,仍存有北魏長城遺址。

金長城(金界壕) 女真建立金王朝后,為了防御北方草原另一支興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南進,修筑了一條東起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旗,西至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大青山北麓的長城。因長城內側有墻,外側有壕,又習慣稱“金界壕”。

金長城在今烏蘭察布境內有兩條遺跡。干線由錫林浩特境內經河北省康保進入今烏蘭察布境內的化德縣土城鄉,又西經商都縣、察右后旗、四子王旗和達茂旗,折向西南從武川縣西部進入大青山主峰消失。另一條是從蒙古國進入烏蘭察布市境內的四子王旗,在四子王旗巴音補力格與干線長城相匯。一般為單墻單壕,個別重要地段為雙墻雙壕,殘存的長城墻體基寬5米,殘高1~4米不等。

明長城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后,為了防止“北元”的侵擾,修筑了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的萬里長城。烏蘭察布市境內的明長城主邊位于內蒙古與山西省交界處,由東向西經興和縣、豐鎮市、涼城縣進入和林格爾縣、清水河縣繼續向西。

139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朱元璋修筑今烏蘭察布市豐鎮、涼城境內的長城,俗稱這條長城為“二道邊”,也稱次邊。

1399年—1402年,明惠帝朱允炆建文時期,又修筑了今烏蘭察布市境南與山西省交界處的主邊長城。這條長城由東向西經興和縣、豐鎮市、涼城縣,進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境內。以后又經明成祖朱棣時期的大規模修筑,形成了萬里長城。

七道長城在烏蘭察布市境內橫穿而過。然而,長城再長再高再險,卻也無法擋住中華民族大家庭那民族融合史詩般的步伐。

五、契丹女尸


    1981年,在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固爾班鄉豪欠營村灣子山,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片古墓群,屬于遼代早期墓葬。1981年10月12日,以自治區文物工作隊陸思賢為領隊、烏蘭察布盟文物站全體職工為隊員的考古發掘隊,對編號為六號的墓葬進行了發掘。他們驚訝地發現一具契丹女尸——被專家們稱為“千年古墓睡美人”。

經過對契丹女尸測量和檢查,其身長為160.9厘米,生前體重為56至61千克,腦容量為1383毫升,血型為B型。從契丹女尸口腔牙齒的檢查情況看,契丹女尸的年齡應該在25歲左右。契丹女尸既不同于新疆出土的木乃伊,靠異常干熱的自然環境,使其烘干脫水后保存下來,也不同于馬王堆古尸,靠密封和藥物液體使其安然無恙。她既沒有高溫干燥的自然環境,也未經過人為的高度密封墓穴處理,而是落在一座簡陋的、密封程度較差的石券穴里,躺在積滿潮濕淤土的磚砌尸床上,度過了900多年漫長歲月而肉體沒有腐爛。契丹女尸的出土不但轟動了我國考古界、歷史學界、民族學和人類學界,還轟動了中國的醫學界。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也因此聞名中外。

契丹是中國古代史上具有悠久歷史的一個北方游牧民族,從公元4世紀后半葉見諸典籍記載,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至916年,耶律阿保機在中國北方建立了幅員遼闊的契丹遼王朝政權,影響遠播亞歐。

六、元代集寧路遺址

蒙元時期是中國疆域最大的時期,也是眾多民族大統一的時期。四十多個大小公國、諸侯并入中華版圖,為中華文化的多元化和大融合、大發展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前景。蒙元文化吸納了歐亞大陸眾多民族的優秀文化,有著顯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榮。烏蘭察布作為蒙元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

2003年,集(寧)老(爺廟)高速公路的路基赫然橫亙在黃旗海平原腹地,昔日的寧靜被打破,許多年來一直無人問津的集寧路古城,驟然進入人們的視線。這座房址、作坊、市肆、道路清晰,瓷礫、甕皿、骨石器、灶炕、骸骨遍布的古城池,顯露出昔日的喧囂和迷離莫測,一度不為人所盡知的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促使人們去揭秘考證挖掘。

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2003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遺址位于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鄉土城子村,北靠110國道,南臨黃旗海,西距烏蘭察布市府所在地集寧區25公里。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原系金代集寧縣,為西京路大同府撫州屬邑,是蒙古草原與河北、山西等地進行商貿交易的市場。元代初年,升為集寧路,屬中書省管轄,下轄集寧一縣。

在元代,集寧路是當時北方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國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結合地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濃厚的商貿氣息,使這里成為草原茶綢之路末端的一個重要起點。

據《金史》和《元史》記載,集寧路古城始建立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在元代被升為路級城市,是蒙古草原與中原內地進行商貿交易的市場。元朝統一全國后,實行行省制,下設路、府、州、縣,全國按地區分為十二行省,陰山以北的漠北瀚海地區設為嶺北行省。金時所設的集寧縣地處嶺北與中原地區往來的交通樞紐,形成溝通南北商貿的區位優勢,又具有前朝形成的商貿輻射,故元朝政府升其為路(相似于今日的地級),由中央政府中書省直轄,下轄唯集寧一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地處塞北、孤居漠南的集寧路的使命非同一般,體現出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價值。

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歷史傳承,使集寧路獨呈商貿之都的繁興。考古出土的大量古錢幣、坩堝、銅渣、料珠、箭鏃、鐵刀、鐵釘、犁耙鋤,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馬用具、首飾器物,都詮釋著這座城市與嶺北蒙古各部繁忙的貿易往來,是嶺北行省通往中原內地的物質集散地或中轉處、加工場。在這里,農與牧交流,蒙古、漢、女真、契丹多元交融。尤使人觸目的是富戶們大批完整的窖藏瓷器,均來自中原內地,有鈞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等七大窯系產品。窯系之廣,數量之豐,品相之精,釉彩之全令世人驚嘆。據考證,元朝一統天下,塞外集寧路與全國各地貿易頻繁,豐富的商品在這里源源不斷地輸入輸出,可謂商賈云集,貨源充足,交易活躍,市肆發達。富人在這里享受著全國各地運來的珍貴物品。集寧路成為草原上一處不可或缺的商貿中心。不僅于此,為適應繁忙的商貿流通,城內大量私鑄錢幣,大量流通宋、金、唐、漢等古錢幣。

集寧路古城池作為一個商貿中心城市,其殘存的碎瓷片,包含了中原七大窯系瓷器。是“南瓷北輸”的主干線。這條瓷運線與元代南糧北運路線基本相同,即由江西景德鎮昌江經贛江,由鄱陽湖入長江,再由長江進入運河,直達元大都(今北京)通州惠通河碼頭。元大都作為南方瓷器向北方擴散的集散地,路經河北、山西,陸路運達元上都以及商業重鎮集寧路、大同路、興和路等,再經各驛站,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與“草原茶綢之路”連接,直達西域各國。

如果這些瓷器發現于中原地區,或者是發現于瓷器的產地,可能會不以為然,但是它恰恰發現于農牧結合帶的烏蘭察布草原地區,而且量非常之大,種類也非常之豐富。這在我國考古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集寧路,中原“七大窯系”的瓷器匯聚在這里。

考古人員發現一所大戶人家遺址,內有6件青花高足杯。青花瓷器,尤其是元代的青花瓷,對考古人員來說,是非常珍稀的文物。隨后,一個接一個的驚喜陸續出現了。在短短一個多月內,考古隊竟挖出了9個窖藏。從這些窖藏之內取出的,大部分都是瓷器。根據統計,單是從這所大戶人家遺址中出土的瓷器,竟然就包括了當時整個中原地區七大窯系的瓷器。難道這戶人家恰好就是一個販賣瓷器的商人家庭嗎?然而,鑒別的結果是,幾乎所有的瓷器表面都有使用過的痕跡。也就是說,出現在這所大戶人家的所有瓷器,都不是用于交易的商品,而是自家使用的器具。可以想象出這家人的富足。

2002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集寧路古城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22045平方米,共發現房址91組、灰坑(包括窖穴)822座、灰溝110余條、水井22眼、道路9條、窯址23座、墓葬11座、甕棺葬4座、窖藏34處;出土了大量不同質地的各類器物,其中完整瓷器200余件、可復原瓷器7416件,陶器877件、金銀器10件、銅器351件、鐵器268件、骨器456件,銅錢36849枚,其它石器、木器等各類器物2000余件。這些遺跡、遺物的出土,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實物資料。

據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考古隊隊長、內蒙古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永志介紹:2002年夏季,考古隊員們發現了一個深埋于地下、盛滿了東西的大陶甕。在集寧路古城遺址,這還是頭一次發現如此完整的窖藏。“甕內裝有銅鏡、龍泉窯高足碗和一些鐵器以及零星的瓷器。這也是在偶然的發掘過程中發現的第一處比較完整的器物窖藏。這座窖藏的發現,對于現場的考古工作人員來講,無疑是打了一針興奮劑,這讓考古隊員感覺到,集寧路古城內應該還分布有很多類似的窖藏”。

青花瓷的創燒在學術界通常認為是在元朝延祐年間,即14世紀初,而在集寧路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卻顛覆了這一傳統認識。陳永志說:“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的青花瓷器,從器形、釉色、胎釉裝飾及畫面構思等諸多方面看,其燒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元朝爆發了紅巾軍起義之后,全國各地其他農民起義風起云涌。1352年,生產青花瓷器的江西景德鎮也覆巢無完卵,到公元1354年(至正十四年),元朝在江西的各地方政權次第垮臺。沒有政府強有力的管理和穩定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不可能燒制出質量上乘的青花瓷器,特別是燒制高質量青花瓷器所需的鈷料必須從國外輸入,戰亂必然會給原料供應帶來困難。另外,當時南北交通因各地農民起義而被阻斷,這批珍稀且嬌貴的青花瓷器很難在戰火紛飛中運至北方草原地區。”

從景德鎮到位于漠南草原的集寧路,距離數千公里,人畜輾轉運輸,一路坎坷,保守估算,路上所用時間至少需三至五年,再結合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的紀年瓷器,最晚的年號為至正元年。由此推斷,這批工藝成熟的元青花瓷器為1341年(至正元年)之前,約1313年前后(延祐年間)的產品。以此為基礎,結合考慮瓷器燒造技術有一個產生、發展和成熟的過程,從而推斷元青花瓷器極有可能創燒于公元1313年之前的公元1264年間(至元初年間),其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蘊不禁讓世人為之驚嘆。曾入選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在2005年的考古中又有諸多新發現,尤其是再次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據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張紅星介紹,2005年6月—11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集寧路古城遺址進行了連續四年的考古發掘,共揭露面積3500平方米,發現房址12組、灰坑45座、灰溝6條和窖藏3個等,出土了瓷器、陶器、銅器、古錢幣等各類器物470余件。

其中,出土的181件完整或可復原瓷器引人注目。這些瓷器分屬鈞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和景德鎮窯等多個中國古代窯系。在出土的大量瓷器中,一件景德鎮窯系的青白釉鳥食罐最為珍貴。此鳥食罐近似一個海螺造型,口沿趴著一個祼體孩童,通體青白色,明潔光亮,整個造型十分生動可人。此文物為內蒙古首次發現,在全國也屬罕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土的一些龍泉窯瓷器亦十分精美。這些瓷器有粉青、豆青等品種,釉面純正,光滑如脂,玻璃質感很強,許多器皿的內底部還飾有花卉、動物圖案,十分考究,其中有一個完整的龍泉窯碗,猶如翠玉般剔透,整體為一荷葉造型,碗內底部飾有一只小烏龜,造型質地十分獨特。

集寧路遺址作為2003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眾多而豐富的遺跡、文物的出土,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經濟文化生活和社會的變遷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

2015年集寧路古城新發現墓葬65座、灰坑兩個、灰溝1條,在65座墓葬中有鮮卑墓6座、元代墓59座,出土了一批陶、瓷、金、銅、鐵、石、骨、貝、木等不同質地的古代遺物。

本次挖掘并清理元代墓葬59座,多為家族墓地,排列有一定規律。59座墓葬中發現隨葬品的有22座,出土有陶器、瓷器、金器、銅器、鐵器、石料器、骨器、木器、絲織品、錢幣等。新發現的6座鮮卑墓葬中,多有殉牲,為牛頭或馬頭,羊頭骨,豬肋骨和羊肋骨。6座墓葬中均有隨葬器物,出土有陶、瓷、金、銅、鐵、石、骨器及貝殼、銅錢等。

本次發掘發現了一批鮮卑墓葬,與元代墓葬共處同一區域,說明集寧路一直是古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通道和中心集鎮。鮮卑墓葬的考古發掘,為進一步研究集寧路古城所在地區的歷史沿革、活動種群以及喪葬習俗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資料。特別是其中一座墓葬內出土了一件白瓷碗,屬于蒙古地區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古代瓷器,為陶瓷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標本。發現的元代墓葬有磚室墓、豎穴土坑墓、甕棺葬多種,出土瓷器、銅器、裝飾品多件,極大豐富了該時期墓葬研究的實物材料,對深入挖掘集寧路古城的文化內涵、復原集寧路古城的歷史原貌具有重要的價值。

七、察哈爾文化

“察哈爾”是“汗之宮殿侍衛”之意。近代法國學者伯希和認為,“察哈爾”一詞來源于古波斯語,意為“家長”或者“臣仆”。國內曾有幾位學者利用古漢語音韻學試讀柘羯古音,肯定了伯希和的觀點。近年來有學者研究認為,“察哈爾”一詞是蒙古語中原有的名詞,其意為“貼身、近邊”的意思。后來引申為蒙古大汗的貼身侍衛和宮廷護衛軍。

察哈爾的前身是成吉思汗的護衛軍,忠誠而驍勇。他們滿腔的赤誠和流淌在蒙古高原的鮮血,交匯成察哈爾部的族脈淵源,沉淀為察哈爾文化的靈魂和脊梁。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成吉思汗曾選斡哥來、忽必來等那可兒(好友、伴當)充當侍衛,組建護衛軍。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后,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從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和百身人(自由人)的兒子中挑選品行端正、武藝高強、相貌端莊的人組建大汗護衛親軍。將原護衛軍擴編為一支萬人的常備武裝——成吉思汗的怯薛軍。由大汗直接指揮,駐扎在成吉思汗大帳周圍,日夜警戒汗帳內外,并管理汗帳內的兵器、車馬、文書、飲食、府庫等事務。

成吉思汗的怯薛軍,具有超強的戰斗力,可以“撞碎那些堅硬的石頭,沖破那些高聳的山崖;打碎那些明亮的石頭,橫斷那些洶涌的深水”。“于相殺之日,忘生以進;于鏖戰之日,舍死以進”。在戰場上,怯薛軍是成吉思汗大軍的中流砥柱,披堅執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西征花剌子模,南征西夏、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元朝建立以后,怯薛軍仍是守衛皇宮和大汗的親兵護衛,素以忠義驍勇而備受敬重。至今在察哈爾人居住的烏蘭察布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沒有察哈爾組織不起軍隊,沒有法律建立不起國家”。

追昔撫今,怯薛軍的英雄主義精神,成為蒙古文化核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達延汗建立的大汗護衛軍——察哈爾部得到繼承和弘揚。

北元時期,蒙古大汗的直屬萬戶——尊貴的察哈爾萬戶 15世紀30年代以后,察哈爾作為一個蒙古部族已開始形成。15世紀70年代,察哈爾萬戶直屬蒙古大汗滿都魯汗。15世紀末,達延汗即位,在睿智的滿都海夫人協助下,剪除異己,壯大勢力。1510年,達延汗重新統一了蒙古各部,使北元蒙古得以中興。為了鞏固蒙古的統一局面,恢復了萬戶制度,將統一后的蒙古各部編為六個萬戶,按傳統習慣,分左右兩翼。左翼由達延汗率領,包括察哈爾、喀爾喀、兀良哈三個萬戶;右翼由他的三子巴爾斯博羅特濟農坐鎮,有鄂爾多斯、土默特、永謝布三個萬戶。恢復了北元與明的正常貿易后,蒙古諸部開始了休養生息、和平安定的游牧生活。察哈爾萬戶由達延汗統領,位居左翼三個萬戶之首,屬于達延汗的宗主部。后來察哈爾部不斷壯大,本部逐漸分成八個分部,其中嶺南四察哈爾有敖漢部、奈曼部、蘇尼特部、烏珠穆沁部,嶺北四察哈爾有鄂托克部、主固特部、布里雅特部、阿剌齊特部,統稱為察哈爾八部。

至此,察哈爾由蒙古大汗的護衛軍,發展為主要由地緣和職業關系為紐帶的蒙古部族,而非以血緣為紐帶的部族。這一特性成就了察哈爾蒙古部及其文化的特殊性。北元年間,作為蒙古大汗的直屬萬戶和宗主力量,察哈爾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可謂察哈爾蒙古部的發展和興盛時期。

達延汗時代結束后,蒙古汗權再度衰落,地方割據勢力崛起,蒙古草原重新陷入了諸侯混戰、長期分裂的局面。1604年,察哈爾部達延汗后裔——林丹汗即位,曾三次大舉進攻明朝,獲勝。正當林丹汗意欲實現蒙古統一之際,東北地區女真興起,并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權,不斷吞并臨近的蒙古各部。林丹汗率部抗爭,終因勢孤力單,于1634年兵敗,走歿于甘肅大草灘。次年,其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在后金的圍困下率部投降。額哲降清后,仍保留部眾,被封為察哈爾札薩克旗(札薩克,“執政官”之意)的固倫額駙(額駙,即“駙馬”)和碩親王,駐地在遼東義州。額哲去世后,其弟阿布鼐襲爵。1636年清政府將原來的察哈爾八部拆分,重新組建八個札薩克旗——察哈爾八旗。當時其地位還比較高。

后來,林丹汗之孫布爾尼、羅卜藏兄弟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趁三藩之亂時起兵反清,兵敗,布爾尼陣亡。察哈爾汗裔嗣遂絕,札薩克旗亦被削,將原察哈爾八旗由札薩克旗降為總管旗制(總管旗由清廷進行管理,其王公不像札薩克旗那樣擁有土地和屬民)。察哈爾蒙古部的地位驟然降低,被遷至大同、宣化邊外,進入到廣闊的烏蘭察布草原。部眾被朝廷分置各處,又從新疆伊犁、青海、呼倫貝爾、科爾沁、昭烏達等地遷來蒙古部眾插入察哈爾八旗。將察哈爾八旗整編為左、右翼各四旗。右翼四旗為鑲藍旗、正紅旗、鑲紅旗、正黃旗,左翼四旗為鑲黃旗、鑲白旗、正白旗、正藍旗。后清政府為滿足軍役和宮廷對肉食、奶食的需要,在察哈爾八旗設立馬群、牛羊群、太仆寺馬群等牧場。如商都馬群、鑲黃牛羊群、正黃牛羊群、正白牛羊群等。

在近代,英雄的察哈爾蒙古八旗官兵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1842年鎮江保衛戰,1859年天津大沽口抗日戰爭,1860年京津保衛戰,1871年伊犁抗擊沙俄侵略,抗擊八國聯軍入侵京津,反對西方傳教士侵略內蒙古,1901年抗擊德國侵略軍進犯歸綏等斗爭,察哈爾八旗官兵都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近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斗爭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踏上烏蘭察布的土地,徜徉在碧綠的草原和蔚藍的天空之間,旭日初升或夕陽西下,吃著奶食,斟滿美酒,聽著悠揚的蒙古族長調,喝一碗察哈爾蒙古族阿媽捧來的奶茶……漸漸地,你在感受察哈爾文化尊貴典雅、多彩多姿的同時,體味著她那強烈的文化張力。

察哈爾文化是以北元宮廷文化為主要特征的蒙古族文化,不僅具有蒙古族的英雄主義精神,而且還具有包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質。她不僅是一種地域文化,也是一種復合型文化——是地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統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統一,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統一。

察哈爾的英雄主義精神是蒙古族文化的精髓。在今天,這一文化特質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已成為激發當地人們求真務實、勵精圖治、迎難而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動力。

八、西口文化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有幾句癡心話,哥哥你記心頭……”《走西口》這首流傳了幾百年的歌曲對于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們來說,大多數人僅僅把它當作一首老情歌,而蘊含其中的幾百年的“走西口”歷史文化逐漸被人淡忘。

眾所周知,我國近代史上曾發生過三次移民潮,即“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在這三次移民潮中,影響最深遠、留下文化遺產最豐富的便是“走西口”。從明朝中期到民國初年,晉西北一帶由于自然環境惡劣,人民生活貧困,無數人背井離鄉來到口外的包頭、歸化(今呼和浩特)、烏蘭察布等地謀生,這種移民活動便被稱為“走西口”。

在“走西口”的移民潮中,烏蘭察布地區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稱作“西口”的殺虎口,就在其境內的和林格爾(原屬烏蘭察布盟)與涼城縣接壤處,北距涼城縣城30公里。殺虎口是“走西口”的重要通道,是山西中、北部的貧困農民和商賈“走西口”的必經之地。是康熙年間設立的“口外五路驛站”之一。

在“走西口”的移民潮中,大量的晉西北農民來到烏蘭察布地區,他們不僅與這里的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和諧相處,而且還把原來的晉文化與這里的民族地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類型——西口文化。西口文化是黃河文化與草原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結果,是千百萬走西口人所積累創造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其基本精神包括“開拓進取,吃苦耐勞,重義輕利,誠實守信,平等友愛,和諧相處”等等。

清朝墾務與增廳設治,更多的內地百姓來到烏蘭察布 清朝墾邊,是隨著清朝對邊疆地帶的統治加強、北邊沙俄經常侵擾開始的。當時主要是鞏固邊陲,“招墾實邊”。后又移民屯墾,增廳設治。烏蘭察布地區就成了一個主要開墾區域。清朝的“墾荒開地”,可大體分為“三期”。

早期:即“移民實邊”。這實際從順治時就已經開始,到康熙年間,進一步擴大了墾地范圍與活動。到雍正初年,直隸、山東等地大旱,清朝便采取了借地養民的辦法,準許察哈爾地域進行招墾。但是,這種招墾只限于借墾形式,即群眾所說的“跑青”:春天出口(外)耕種,秋天收割完便返回家鄉;來時編寫地號,夯墻搭屋,走時運糧返回故里。

中期:自乾隆六年(1741年)始,大約可推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先后150多年。在此期間,清朝對邊塞民族采取了“恩賞撥地”的辦法。上至貴族、召廟喇嘛,下至黑徒、廟奴,一律賞賜牧地(或土地),以資籠絡。這一措施使許多人有了土地,那么開墾的形式也就多樣起來。據一些資料統計,有農墾(即農家,召廟的開墾),有私墾(即私人耕種,或私人租種),招墾(主要是移民墾地)。據《綏遠通志稿》記載,嘉慶十一年、十四年(1806年,1809年)兩次放墾土地達7300余公頃。

而且此時晉北、陜北兩地,每年春季都有大量百姓流入今烏蘭察布地區。最初,前來開墾的人們春來秋去(即跑種地),但久而久之,謀生的人們干脆順其便住了下來,從而民族雜居,事務增多。隨之,無序的濫墾,造成烏蘭察布大地滿目瘡痍。

晚期:清朝末年政府腐敗無能,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財政嚴重不足。于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派貽谷為墾務大臣兼理藩院尚書、綏遠城將軍,在今烏蘭察布地區以及臨近的西部地區,督辦墾務。貽谷為了大撈錢財,巧立名目,設立公司,變著花樣開墾土地。據《綏遠通志稿》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到貽谷大開墾期間,只綏東(察哈爾右翼四旗)地區,開墾即達20200余公頃。

從清朝的乾隆年間開始,隨著清政府墾邊政策的實施,種植業興起,人口增多,在烏蘭察布一帶出現了旅蒙商活動。初時,僅限于單項的、個別的經營活動,且無票證(即經商通行證)。后來清朝政府干脆出具證明,允許旅蒙商經營,這樣就形成了多渠道,多品種,多形式的商業經營。

在此項活動中,烏蘭察布地區成了溝通漠南、漠北、新疆以及俄羅斯等地的橋頭堡。當時烏蘭察布地區通往外界的大路有五條:一是由河北、北京、張家口經嘉卜寺(今烏蘭察布市化德縣城關),前往恰克圖的自然通道;二是由北京、張家口,經五、六、七、八、九臺站(分別在今烏蘭察布市商都縣、四子王旗境)等地,到大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農道;三是由張家口、柴溝堡,經豐川衛(今烏蘭察布市興和縣高廟子)、張皋、鎮寧所(今烏蘭察布市豐鎮市區)、天成、田家鎮(今烏蘭察布市涼城縣永興鎮)、太平寨等地,前往歸綏(今往呼和浩特)的商道;四是由山西過殺虎口,經田家鎮、和林格爾等地,前往歸綏的半農半商道;五是由山西西北部,通過黃河水運,或橫渡黃河,經清水河喇嘛灣等地,去歸綏而北上武川等地的商道。

烏蘭察布草原成為蒙古族、漢族、滿族等多民族共有的家園。草原游牧文化與黃河農耕文化在這里交融,演奏著和諧的樂章。

九、紅色歷史

烏蘭察布革命史是中國革命史參天大樹上的一個枝椏,但她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運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烏蘭察布特殊的地緣位置,使它在內蒙古革命斗爭活動中,乃至整個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星星之火閃耀在烏蘭察布 烏蘭察布地區是中國共產黨較早開辟工作的地區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中共北方地區黨組織即派張昆弟、何孟雄等到平綏鐵路開展職工運動,并且在原來的工人俱樂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京綏車務工人同人會,其中魏華池擔任同人會豐鎮分會會長。1922年11月京綏鐵路大罷工勝利后,魏華池等6人由于在罷工斗爭中表現積極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正式組建成京綏鐵路總工會,加強了北方鐵路工人的團結。

1922年,黨領導京綏鐵路工人連續發動大罷工,這對于在內蒙古及烏蘭察布地區傳播革命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從思想上和干部上為內蒙古及烏蘭察布地區建立黨的組織進行了準備。

1925年春天,中國共產黨熱河、察哈爾、綏遠、包頭四個工作委員會成立,下半年又建立了中共張家口地委,兼管熱、察、綏三個特別區工作。從此,內蒙古地區的革命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工農牧群眾運動蓬勃興起,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古革命的領導權確定起來了。

抗日烽火燃燒在大青山上 1933年2月22日,內蒙古特委在張家口組織了“蒙漢抗日同盟軍事委員會”,同年5月26日,馮玉祥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在張家口組織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會,宣傳實行武裝抗日。共產黨員吉鴻昌同志在察哈爾武裝抗日的斗爭中痛擊日寇,收復多倫,名震塞外。

1935年10月,黨中央和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以后,中央對內蒙古地區的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從方針政策以及策略上,從組織領導和干部派備上,都做了新的調整。毛澤東同志代表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表了著名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蒙古族素以驍勇善戰見稱于世,我們相信你們若一旦自覺地組織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于內蒙古領域以外,則誰敢謂成吉思汗之子孫為可欺也。”并表示紅軍給蒙古族以“善意的實力的援助”。毛澤東還在其《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強調:“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下,正在起來斗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斗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內蒙古地區以及烏蘭察布的革命斗爭,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出現了新的局面。

同年,“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總部”派鄭天翔來綏遠,組建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綏遠隊部”,章葉頻任隊長,武達平、吳殿甲等為骨干,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并在《塞原》等刊物發表抗日文章。

“七七”事變后,在僅僅一百天的時間里,內蒙古絕大部分地區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蒙漢各族人民陷入殖民統治的黑暗深淵。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面臨著民族滅亡的嚴重危機。在此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關心內蒙古各民族的命運,在1936年的夏天,中央決定在中共三邊地委下設內蒙古工作委員會,專門領導內蒙古的工作。

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領導下,建立了中共綏遠工委。9月,組成中共大青山特委。1938年4月18日,毛澤東同志指示八路軍一二○師賀龍、關向應等,要求調查大青山脈、平綏(北平—綏遠,即今北京—呼和浩特)鐵路沿線廣大地區居民分布、民間槍支、群眾動態以及可否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等情況。5月14日,再次電示:“在平綏路北大青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甚關重要,請你們迅速考慮此事”。6月11日,對派遣部隊,選拔干部以及建立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方針又作了指示。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中最艱苦的根據地之一。武川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中心地帶,境內的得勝溝是大青山支隊司令部和綏遠省委,綏察行署、地委所在地,被稱為塞外“小延安”。

7月末,八路軍一二○師派遣358旅715團以及由太原成城中學師生組成的四支隊,在李井泉、姚喆、彭德大、武新宇等同志的率領下,從晉西北五寨出發,突破敵人重重封鎖和堵截,經過蠻漢山,越過平綏路,挺進大青山。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所轄地區東起集寧以北的灰騰梁,西至包頭以西的烏拉山,南臨黃河、蠻漢山與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相連,北面是遼闊的烏蘭察布草原,總面積約9.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40多萬,其中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約20萬人。

“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甚關重要。”(毛澤東給朱、彭、賀、關的電報,1938年5月14日)大青山地區不僅是我們黨最早開辟革命工作的少數民族地區之一,這里也曾發生過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由蒙古民族愛國人士領導的百靈廟起義和傅作義先生領導的綏遠抗戰,成為“全國抗戰之先聲”;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是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在堅持全面抗戰,牽制日偽軍西進南下,保衛陜甘寧邊區的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建立,動搖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的殖民統治,也沉重地打擊了偽“蒙疆”政府的賣國行為,為徹底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分裂和肢解中國的野心,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黨的獨具特色的民族工作和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能夠創立、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戰勝各種困難,堅持到勝利的決定因素;鍛煉和培養了大批的少數民族干部,為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做了組織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同時,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建立,對于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溝通與蘇聯、蒙古的聯系,打通國際交通線,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也都有重要的意義。

1945年初,黨從延安派出八路軍騎兵旅開進大青山,與日偽軍展開激戰。綏蒙地區的八路軍地方武裝也發展為一支規模可觀的武裝部隊,并成立了綏蒙軍區,統一指揮這里的軍事斗爭。年底,綏蒙區黨委決定在部分地方游擊隊和偽蒙軍反正部隊的基礎上,建立蒙古騎兵獨立旅,從延安派來的一批蒙古族干部參加了蒙古騎兵獨立旅的組建和政治工作。這是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組建的第一支規模較大的蒙古族革命武裝,它對保衛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和察哈爾盟開展自治運動起了重大作用。

1945年2月17日,黨中央為加強對綏遠工作的領導,決定成立綏蒙區黨委,以姚喆、高克林、張達志、烏蘭夫等10人為區黨委委員。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勝利開幕,姚喆出席會議。會議召開不久,毛澤東、朱德決定調陜甘寧邊區聯防軍騎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據地,由姚喆指揮。會議尚未結束,姚喆即奉命率領騎兵旅、晉綏軍區步兵第九團和第二十七團,重返大青山。7月,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塞北軍分區改為綏蒙軍區,任命姚喆為司令員。姚喆指揮綏蒙地區步騎部隊,配合晉綏和晉察冀部隊,對日寇展開了全面反攻,奪取了綏蒙地區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黨進一步把蒙古民族團結在了自己的周圍,在內蒙古地區形成一支強大的抗戰力量。對蒙古民族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在內蒙古和烏蘭察布地區建立各民族大聯合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先決條件和中心環節。抗日戰爭中,我黨我軍在烏蘭察布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和在全境開展的敵后游擊戰,更使這里名揚四海;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全國各民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及烏蘭察布地區全面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中,比較順利地消除了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逐步實現了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合理地調整了民族關系,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有礙蒙古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團結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建立了蒙漢各民族友愛合作,共同發展的新的民族關系。

解放戰爭中的集寧戰役 集寧,從1919年平綏鐵路(今京包線)在此建站起,當年僅有幾戶人家的老凹嘴,經過九十多年的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集寧區南面的老虎山山上,建設有一座集寧戰役紀念館。六十多年前發生的集寧戰役,把集寧與共和國和開國元勛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從1946年1月至1948年9月,在不到三年的時間發生的三次集寧戰役,為這座英雄的城市,樹立了永遠的豐碑。

第一次集寧戰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1月,國共兩黨根據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簽訂并于10日正式公布了《停止軍事沖突的協定》。定于13日24時生效。《協定》規定:以《協定》生效前的現狀,劃分國共雙方的軍事分界線。

為了搶奪抗戰勝利成果,蔣介石于11日向各地國民黨軍隊下達了“務于13日24時前搶占戰略要點”的密令。特別電令傅作義部隊務于“停止沖突命令”生效前,攻占集寧縣城。

集寧是平綏鐵路上的重鎮,是綏東的心臟。它連接著大同,張家口和歸綏,連接著我晉綏軍區和晉察冀軍區。國民黨軍隊要打通平綏鐵路,奪取戰略要點,集寧就成為其首先爭奪的對象。集寧在抗戰勝利后,國共雙方雖然有過爭奪,但一直在我軍手里。傅作義接到蔣介石密令后,派孫蘭峰率國民黨軍、偽蒙騎兵4000多人,于13日晨突襲集寧,8時搶占了集寧。

毛澤東驚聞集寧失守,電令賀龍司令員,務于軍調部三人小組18日飛往集寧之前,不惜一切代價,奪回集寧。

于是,姚喆率晉綏軍區第27團從卓資山回援集寧,騎兵旅從陶林馳援集寧,冀晉縱隊馬龍部、陳仿仁部,也從豐鎮、遇駕山等地北上集寧參加戰斗。根據賀龍司令員的指示,我軍各部隊于17日18時30分統一向集寧城垣發起總攻。18日晨,我軍收復集寧。18日下午2時,軍調部三人小組飛抵集寧,看到的是:集寧在我軍手里。

3月1日,“調處國共軍事沖突”最高三人小組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飛抵集寧,聽取三人小組的匯報,確認了我軍對集寧地區的占領。

第二次集寧戰役(大同—集寧戰役) 第二次集寧戰役是在1946年9月的大同戰役期間,我軍與傅作義增援部隊在集寧發生的一次戰役。

1946年8月,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按照黨中央奪取“三路四城”的部署,在晉北戰役取得勝利后,發動了大同戰役。至9月3日,大同外圍所有據點被攻克,我軍準備向大同城垣發起總攻。

蔣介石為了督促傅作義增援大同,于8月10日,將大同劃給了傅作義的第十二戰區。傅作義經過精心準備后,做出了“圍魏救趙”的軍事部署:即以戰區主力分途向集寧攻擊,以達到奪取集寧,威脅張家口,并解大同之圍的目的。

9月1日,傅作義部三萬二千人,兵分三路進軍集寧。中路為主攻,由暫三軍軍長、步軍總指揮董其武率領,沿平綏線東進,意在攻占卓資山后,進攻集寧;北路由騎兵總指揮孫蘭峰指揮,從陶林(今察哈爾右翼中旗)地區向集寧進犯;南路由第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麟指揮,從歸綏地區向涼城進犯。

9月5日,董其武部突破我卓資山守軍防線,當晚占領卓資山。我大同戰役前線指揮部根據戰場形勢,決定先集中優勢兵力消滅傅作義的增援部隊,再打大同。于是由楊成武率部繼續包圍大同,張宗遜、羅瑞卿率部北上打援,指揮部移至豐鎮。

9月10日,董其武部完成了向集寧的作戰集結,開始攻城。此后國共雙方調兵遣將,戰場形勢你消我長,變化無常。董其武部一度占領了臥龍山、南營房等全部陣地。11日,經過一夜激戰,我軍又奪回大部陣地,并對董其武部形成包圍態勢,將其壓縮在臥龍山附近的狹小地域中。

12日上午,我軍并未對被圍的董其武部發起攻擊。中午,傅作義增援部隊101師趕到大腦包山,使我進攻部隊的后方暴露無遺。于是,“前指”決定掉頭打援。董其武部得以喘息,經修整,繼續攻城。

由于通訊不暢,倉促進攻,各部隊協調不好,非但沒有消滅101師,反被其占領了城西的制高點。9月13日,傅作義援軍相繼趕到,會同101師、董其武部攻擊集寧。下午,城區已被傅作義部隊占去一半。在此情況下,“前指”決定于13日晚,所有戰區部隊及集寧守軍全部撤退。第二次集寧戰役至此結束。

第三次集寧戰役 第三次集寧戰役是在遼沈戰役期間,為了拖住傅作義的主力不使其出關東援,我人民解放軍在集寧與傅作義部隊進行的一次戰役。

1948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戰略反攻轉入戰略決戰階段。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首先在東北同國民黨軍展開決戰,發動遼沈戰役。為了有力配合東北的人民解放軍,要求華北軍區所屬部隊拖住華北的國民黨傅作義軍隊,不使其出關東援,以保證遼沈決戰的勝利。

1948年8月3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在西柏坡接見了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華北軍區第三兵團司令員楊成武,當面部署第三兵團進軍綏遠,拖傅作義主力于平綏線上,不使其出關的戰略任務。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見,毛澤東主席詳細地分析了形勢和有關問題,并要求楊成武“首戰必勝,占領集寧……”

從9月20日之后,第三兵團連續完成了紅砂壩阻擊戰、大土城殲滅戰、玫瑰營阻擊戰、南壕塹阻擊戰等外圍戰役,于9月26日凌晨2時完成了對集寧的包圍。26日下午6時30分,在戰場總指揮姚喆司令員的指揮下開始攻城。戰斗進行了近17個小時,27日11時戰斗結束。集寧獲得徹底解放。

這次戰役共擊斃、俘虜國民黨軍將士3535名,繳獲大量武器輜重等。第三次集寧戰役的勝利,以及第三兵團隨后的勝利進軍,完成了黨中央、毛主席關于“拖住傅作義主力,不使出關”的戰略任務,解放了集寧和綏東廣大地區,攻占了包頭,包圍了歸綏,使蔣介石、傅作義大為震驚,美聯社驚呼這是一個“絞殺性的進攻”。

集寧戰役,國共雙方先后投入一百多個團的兵力,有上百名將軍參與。集寧戰役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全中國的解放而英勇奮斗的縮影,將被我們永遠銘記。因集寧徹底解放先于遼沈戰役的勝利,故有集寧戰役研究者稱其為“新中國的第一縷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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